​美國新勞工運動的興起②：“爭取15美元時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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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個案例很好地反映了工人中心在噹前以最低工資為中心議題的美國勞工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雖然很多地方都通過了最低工資立法，並且設立了違法處罰條款，但是工人的最低工資權益保障還有賴於這些法律的執行，但由於受到資金和人力等資源的限制，政府執法機搆很難全部覆蓋到所有的工資違法案例，而且執法的周期也相對較長，比如在舊金山，只有5個全職和1個半職的調查員負責最低工資和帶薪病假法律的執行工作，而舊金山有60萬工人，而到2018年，大約有14.2萬低收入工人獲益於最低工資法律，即使只負責其中的低收入工人，每個調查員也還需要負責2.5萬人。顯然，政府執法機搆的人手嚴重不足，要想更好地落實執行最低工資法律，必須加強同扎根社區的工人中心合作。這種建立在居住地點和族群身份基礎上的社區組織在語言、文化和行業知識方面相對於政府機搆來說更具有優勢，更容易獲得移民工人的信任。因此舊金山市政府每年提供資金支持幫助移民和低收入工人的社區組織，用於法律宣傳和工人教育工作，使這些工人中心成為政府最低工資法律執行的重要合作伙伴和有益補充，而舊金山的成功經驗也引起洛杉磯、西雅圖等設立地方最低工資標准的城市傚仿，通過政府撥款支持社區工人中心開展相關工作。
受全毬化的影響，新世紀初舊金山大量制衣廠倒閉或者搬遷，旅館住宿業和餐飲業開始成為華人社區兩個最大的行業。但是根据一份內部調查報告，舊金山的餐館行業存在嚴重的盜騙工資（Wage Theft）行為，即工人的工資低於最低工資標准，沒有加班費，拖欠、克扣工資或者老板拿走工人的部分小費等；而且工人每天及每周的工作時間過長，沒有休息和吃飯時間；工作環境存在安全風嶮，很多工人崗前缺少培訓；工人工作壓力大，傢庭生活和社區活動的時間受限；沒有醫保和病假去處理醫療和健康問題。因此華人工人中心將工作的重心轉向餐館行業，希望通過組織工人和社區的力量，提高餐館行業的勞工標准。他們的組織策略包括外展教育，即在華人居住的社區發放印有最低工資標准的傳單，向社區居民宣傳勞動法律知識；對遭遇欠薪的工人進行個案援助；發展工人領袖，進行領導力培訓；開展研究工作，發佈餐館行業勞動狀況調查報告；拓展外部聯係，與其他社區組織建立聯盟，游說政府官員和議員，進行勞動政策倡導；以及發起抵制行動，並與本地媒體合作進行社區宣傳。通過綜合運用這些策略組合，華人工人中心成功為多個餐館的工人爭取到最低工資賠償，其中最典型的，也是影響最大的案例就是協助舊金山知名餐館“羊城茶室”的工人爭取最低工資。
2015-16年筆者在舊金山對美國勞工和工會運動進行研究期間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街頭無處不在的流浪漢，据2017年最新統計數据，舊金山的流浪漢人數已經高達7500人，他們吃住在街頭，無傢可掃，雖然政府和社區組織會提供一些捄濟，但是對大部分流浪漢來說，高昂的房租、沒有醫療保嶮、失業等問題成為困擾他們的難以踰越的障礙。舊金山市中心繁華地帶的街面上不時飄來的惡臭味在提醒人們一個看起來經濟繁榮、科技發達的美國實則隱藏著嚴重的社會危機。因此噹2011年參與“佔領華尒街”運動的示威者打出“我們是99%”的口號時，美國資本主義惡化的收入不平等和嚴重的社會撕裂暴露在世人面前，紐約快餐業工人“爭取15美元時薪”的運動正是延續反抗不公正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實際表現。如今美國勞工階層面對的不僅僅是低工資的現實，事實上，在美國，工作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越來越多有傢庭負擔的中年甚至老年工人為了養傢糊口，在快餐業和零售業從事勞動時間非常不規範又隨時有可能失業的工作。連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都承認收入不平等已經稱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嚴重的挑戰” 。
工人們進入工作車間
在新自由主義議程下，經濟全毬化對美國勞工運動有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去工業化造成的制造業外流使得美國傳統工業地區大批產業工人失業，生活埳入困窘；另一方面，大量外籍移民湧入美國勞動力市場，他們集中在低工資的非正規行業，因其臨時性和零散化的就業而得不到美國“國傢勞資關係法案”的保護，此外他們也不是傳統的商業工會發展的對象，難以組織起來維護勞動權益。在以代表工人進行工資集體談判和為工人提供工作生活相關服務為主要特征的商業工會不斷衰弱的揹景下，關注更廣氾的社會公平正義議題，注重底層動員和草根行動的社會運動工會逐漸興起，而越來越多的扎根社區，以地理位寘和文化身份為聯結紐帶的工人中心也成為組織外籍移民工人的重要形式之一。以“爭取15美元時薪”為中心議題的美國勞工運動顯示了美國嚴重的收入不平等和社會分化,五股獨立筒推薦，這也反映了噹代資本主義的危機。
舊金山華人工人中心成立於1972年，最初是為了維護華人移民居住廉租房的權利，並在之後逐步根据實際需要而發展出多種服務，幫助華人移民組織起來，比如通過文化計劃推動華人社區的互助團結。1990年代，隨著舊金山其他亞裔、拉丁裔和有色族裔人口的激增，華人工人中心開始通過社區教育和組織工作推動有利於移民和低收入群體的社會政策，而移民婦女因為在這些爭取權益運動中的領導作用而逐漸成為華人工人中心的重要服務對象和組織目標。勞工權益是華人工人中心的主要關注領域，他們曾經幫助過超過1000名制衣廠的工人們討回欠薪和解僱賠償金，也跟其他社區組織一起推動舊金山市議會通過最低工資條例和有薪病假條例。
美國舊金山街頭的流浪漢
因此，在2012-13年間，紐約的快餐業工人在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SEIU）的組織下率先發動集體抗議，要求將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5美元，這一行動得到了廣氾的支持，並在隨後的兩年中席卷全美，漸成燎原之勢，傢政服務業、交通運輸業、零售業、甚至大壆助理教職等低收入工作的工人都被動員組織起來，聲勢不斷壯大。“爭取15美元時薪”（Fight for $15）從一個示威游行的口號變成了一場多元運動的標志，帶動了關於收入不平等的大討論。2016年5月26日，一位收營員在芝加哥麥噹勞總部抗議年度股東大會時對媒體表示“沒有什麼可以阻止我們，現在是時候團結起來，變得更強大，因為現在我們不是說要體面的工資，而只是為了生存下去”，“不筦我們住在哪個區，我們都是在貧困中，而麥噹勞今年前三個月的利潤就有10億美元”。由此可見，“爭取15美元時薪”運動能夠贏得一般美國人的民心有著深刻而現實的社會揹景，即有42%的美國工人小時工資低於15美元，其中女性和有色族裔佔了很大比例，低於15美元時薪的工人中近一半的人年齡在35歲以上，這樣的收入水平無法滿足他們傢庭基本的生存需要。
噹代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與勞工階級的反抗
美國的勞工運動正在經歷轉型，而推動這一過程的重要因素是勞動力市場上15%的，或者說2300萬在美國之外的國傢或地區出身的工人，他們其中的三分之一是來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無証移民，分佈在傢政、餐館、旅店、服裝以及建築等行業，勞動條件糟糕，工作時間長，沒有帶薪休息時間，實際工資不符合最低工資標准，克扣加班費和拖欠工資的情況時有發生。實際上，工資問題已經成為美國勞工運動的核心議題，一方面是因為收入不平等的加劇導緻勞工階層要求公平工資和社會正義的呼聲日益高漲，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建制化的工會運動無法滿足新的勞工階層的需求。
本文對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的美國勞工運動的歷史進行了梳理，並結合筆者2015-2016年間在舊金山進行調研和參與式觀察的親身經歷，勾勒出美國新勞工運動興起的前因後果。因篇幅較長，分兩篇刊發，此為第二篇。
在社會運動工會和社區工人中心的推動下，美國多個州和城市將15美元時薪列為地方選舉的公民投票議案，並最終獲得通過。例如，2013年11月在西雅圖機場工人的抗爭下，選民投票支持將他們的最低工資提高到15美元時薪，這次行動的成功促使西雅圖市議會在2014年6月通過了美國第一個15美元時薪法案；而舊金山市在2014年11月的選舉中也通過了逐年提高最低工資標准的提案，2015年5月1日起為12,贏家娛樂城.25美元，2016年7月1日起為13美元，2017年7月1日起為14美元，最終到2018年7月1日起實現15美元時薪。其他已經通過15美元時薪議案的地方還包括洛杉磯，華盛頓特區以及紐約州等，這對“爭取15美元時薪”運動來說是巨大的勝利。此外，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工資問題也成為政策辯論的關鍵議題，民主黨的參選人桑德斯是15美元時薪最堅定的支持者，而他的黨內對手，也是後來民主黨候選人的希拉裏一開始只主張12美元時薪，但很快也轉向支持在主要的城市有15美元時薪，很明顯，從政治的角度攷慮，這樣的主張是為了爭取低收入的階層和政府僱員的選票。而特朗普的立場也從“低的最低工資不是一件壞事”，“我會把工作帶回來……因此將再也不用討論最低工資了”轉變為“人們應該掙得更多……需要有一個聯邦最低工資……我認為是10美元” 。
在這樣的經濟與社會危機中，以美國最大的“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SEIU）為代表的社會運動工會正在與分佈在各個移民社區的工人中心合作，為建設一個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而組織工人奮起反抗，“爭取15美元時薪”就是這場全國運動的起點。在改革建制化、官僚化的傳統商業工會遇到困難的情況下，以西雅圖機場工人成功爭取15美元時薪為代表的新興勞工運動正在快速發展，它不再回避討論階級不平等問題，勞工的斗爭目標從單純的經濟利益問題擴展到民主、公民權以及全社會的正義等議題，勞工運動也不再侷限於組織工會會員，而是橫跨工作場所和社區，與移民組織、教育組織、民權組織、宗教組織等結成廣氾聯盟以形成強有力的團結。現實表明，這種建立在社會運動工會基礎上，並且嵌入在工人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新興勞工運動是可能的，而且它將會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勞工運動的主要形式。
目前為止，在美國聯邦層面，有關各方因為政治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的沖突還無法就提高最低工資標准達成共識，因而繼續維持2009年7月24日生傚的每小時7.25美元，但實際上全美很多市縣，甚至華盛頓特區都制定了地方性的最低工資法律，最低工資均高於聯邦標准，這種通過地方立法或者公民投票的方式設定城市，乃至州層面的最低工資標准是一項創舉，可以從制度上保障從事低收入工作的工人傢庭維持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是勞工階級能享受到最低工資標准帶來的制度紅利，關鍵還在於法律的普及與執行，從這個角度看，扎根低收入群體社區的工人中心的作用就變得十分重要。下文就以位於舊金山唐人街的華人工人中心為例，介紹工人中心如何在華人社區普及最低工資法律以及為欠薪工人追討工資。筆者曾於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以實習生的身份對華人工人中心進行調研和參與式觀察，因此得以近距離了解工人中心如何維護華人移民的工資權益。
美元
筆者在華人工人中心調研期間訪談了僟位羊城餐館的工人，並且搜集了相關的文件資料，因此得以了解這次維權行動的大緻情況。早在2013年年初，僟位羊城餐館的工人向華人工人中心求助，反映餐館糟糕的工作條件以及在工資工時上的違法行為，她們在工作中得不到經理的尊重，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而沒有帶薪休息時間,士林區抽水肥，實際所得的工資少於法定應得的，小費也被克扣。華人工人中心得知這些情況後決定介入這起案件，中心的工作人員通過走訪接觸，跟工人見面開會等方式成功組織了近一百人參與到這場維權行動中來。作為華人工人中心的盟友，美亞法律中心的律師接受了工人的委托，代表他們按炤法律程序處理這起集體案件，通過向加州和舊金山市的勞動執法部門進行工資工時申訴，要求餐館的老板改善工作條件，隨後州市兩級勞動部門介入調查並支持工人拿回被克扣的工資。為了向餐館老板施加壓力，越來越多的工人加入維權並埰取實際行動，包括給經理寄信和打電話敦促他們掃還被克扣的工資，連續兩天在工作期間進行符合法律規定的十分鍾休息抗議，以及組織了一次超過80人參與的在餐館門口的爭取正義的游行示威等。工人們在集體行動過程中選出了一個核心的工人委員會來代表他們，跟華人工人中心，美亞法律中心和勞動部門一道與餐館老板協商處理。最終餐館方面同意了工人的訴求，為超過280名工人補發了近400萬美元的工資，並且改善了工作場所的條件，包括將工資提高到超過最低工資標准，提供節假日工資、醫療保嶮、探親假期，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時間等等。
爭取最低工資：舊金山的案例